国学宝典《左传》：定公七年

【#能力训练# 导语】《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下面是©文档大全网分享的国学宝典《左传》：定公七年。欢迎阅读参考！

　　《定公七年》

　　【原文】

　　【经】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齐侯、郑伯盟于咸。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齐侯、卫侯盟于沙。大雩。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传】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仪栗以叛。

　　齐人归郓、阳关，阳虎居之以为政。

　　夏四月，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

　　秋，齐侯、郑伯盟于咸，征会于卫。卫侯欲叛晋，诸大夫不可。使北宫结如齐，而私于齐侯曰：「执结以侵我。」齐侯从之，乃盟于琐。

　　齐国夏伐我。阳虎御季桓子，公敛处父御孟懿子，将宵军齐师。齐师闻之，堕，伏而待之。处父曰：「虎不图祸，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难，不待有司，余必杀女。」虎惧，乃还，不败。

　　冬十一月戊午，单子、刘子逆王于庆氏。晋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馆于公族党氏，而后朝于庄宫。

　　【译文】

　　七年春季，二月，周朝的儋翩进入仪栗而叛变。

　　齐国人归还郓地、阳关，阳虎住在那里主持政事。

　　夏季，四月，单武公、刘桓公在穷谷打败了尹氏。

　　秋季，齐景公、郑献公在咸地结盟，在卫国召集诸侯会见。卫灵公想要背叛晋国，大夫们认为不行。卫灵公派北宫结去到齐国，私下告诉齐景公说：“把结抓起来，侵袭我国。”齐景公听从了他的话，就在琐地结盟。

　　齐国国夏进攻我国。阳虎为季桓子驾御战车，公敛处父为孟懿子驾御战车，准备夜里袭击齐军。齐军听到这个消息，假装没有防备，设下埋伏等待鲁军。公敛处父说：“阳虎你不考虑到这样做会引起祸患，你一定会死。”苫夷说：“阳虎你如果使他们两位陷入祸难，不等军法官的判决，我一定杀了你。”阳虎害怕，就撤兵，才没有招致失败。

　　冬季，十一月二十三日，单子、刘子在庆氏那里迎接周敬王。晋国的籍秦护送周敬王。十二月初五日，周敬王进入王城，住在公族党氏家里，然后到庄王庙朝拜。

　　扩展阅读：左传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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